新村運動:韓國農村何以成為亞洲農村現代化的典范?

韓國農村

朝鮮日報社(韓國影響力最大的新聞媒體)和韓國輿論調查機構曾聯合做過一項調查,評選韓國現代史上的20大功績。結果顯示,排名前三的分別是新村運動,漢城奧運會,京釜高速公路。

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是韓國崛起并走向世界的標志,1970年的京釜高速是連接首爾經濟圈和釜山經濟圈的超級工程,二者都對韓國的發展起了無可替代的巨大的作用。新村運動能力壓二者成為韓國現代史上20大功績之首,可見新村運動在韓國現代史上的地位。

新村運動是20世紀70年代,樸正熙政府主導的一場波瀾壯闊的農村現代化運動。經過不到10年發展,新村運動不僅一掃韓國農村破敗凋敝的面貌,還重塑了韓國農民勤勉、協作、自立的精神面貌,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雙豐收,堪稱亞洲農村現代化的典范。

1988年漢城奧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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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国联和欧洲杯 www.txkhb.com 日治時期,日本在朝鮮半島實行“北工南農”策略,北部資源豐富,主打工業,南部人口眾多,資源稟賦一般,只能種地。日本投降后,半島分裂,但“北工南農”的格局已經形成,當時,韓國幾乎沒有工業,農業發展也很落后。

韓國國土面積9.96萬平方公里,70%屬于山地丘陵,可耕地面積占國土面積的22%,而韓國有4700多萬人口,人均耕地面積僅0.75畝,典型的人稠地狹。農業資源太少,人口壓力太大,導致韓國農村連溫飽都不能維持,一旦有水旱災害,農民往往要靠樹皮草根過活。

70年代初,韓國3.5萬個農村的250萬農戶中,80%還住著茅草房,只有20%的農戶通了電,“住草房,點油燈,吃兩餐”是當時農民的標配。

60年代的韓國農村

惡劣的生存狀態,不可能孕育出先進文明的風尚。

比物資貧乏更可怕的是農民精神的貧乏,受佛教宿命論的影響,農民們沒有改變現狀的想法和勇氣,一代一代掙扎在貧困中無法解脫。為了生活,當時韓國80%的農戶都背著高利貸,高利貸蠶食了熱情和希望,破壞了勤儉節約、互信互助的民風。放眼望去,整個農村彌漫著悲觀絕望的情緒。

與農村衰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韓國工業和城市的發展突飛猛進。從1962年到1971年,樸正熙政府實施了兩個經濟開發五年計劃,重點發展出口導向的輕工業,兩個五年計劃中,韓國的工業增長率分別14.8%和20.9%,而同期農業增長率分別為5.5%和2.0%,城鄉發展嚴重不均衡,且差距持續拉大。

城鄉收入懸殊,大量破產農民和農村青年涌入城市,一方面給城市的住房、交通、環境衛生帶來了巨大壓力,另一方面導致了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弱質化。農業農村發展滯后,既無法滿足城市對農產品的需求,又無法為工商業產品提供市場,嚴重制約了韓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工業化的進程。

70年代的漢城街頭

農民對現狀的不滿是顯而易見的。

在1967的總統選舉中,樸正熙只獲得了51.44%的選票,其中一個很大原因就是農民們將選票投給樸正熙的競爭對手,這引起了樸正熙的警覺。在1971年的總統選舉中,樸正熙的得票率為53.2%,而他的對手金大中是45.7%。如果不是有現任總統的光環和資源,樸正熙能否勝過金大中還兩說。

得勝之后的樸正熙搞出了“維新憲法”,全面推行專制獨裁統治,引起了反對派的強烈不滿,樸正熙的統治面臨挑戰。在這種情況下,樸正熙為了提升自身及所在民主共和黨的威信,將突破口選在了農村。如果能解決農村問題,改善農民生活,樸正熙政府必將獲得農民的大力支持,其統治也會更加穩固。

除了國內因素之外,新村運動還有國際因素。

半島北方的農民宣傳照

當時,半島北方的“千里馬運動”成果斐然,農業部門初步實現了水利化、電氣化、機械化、化學化。1964年半島北方農村就已經有93.3%的里(類似于村)和71%的農戶用上了電,1966更是全面廢除了農村賦稅,農村發展全面碾壓半島南方,令韓國政府倍感壓力。

另一鄰國日本,更是早在戰敗后的第二年便推出了鄉村振興政策,60年代又相繼提出了“產業振興”和“造村運動”,農村現代化進程一路狂飆,引領亞洲風騷。

橫向對比才能看到差距。同樣人多地少,同樣起點低,為什么日本、朝鮮能解決農村問題,而韓國農民要忍受貧困的折磨?

1969年8月,樸正熙在視察慶尚北道水災時,看到當地農民在生產自救中,改善了村莊的生活居住環境,深受啟發。樸正熙意識到,只要農民們自立、互助,是可以改變自己的生活環境的,而政府要做的就是,激發農民的奮斗精神和創造熱情。

樸正熙視察農村

1970年4月,樸正熙在地方行政長官抗旱會議上,號召官員們以真誠的態度幫助農民,讓農民以自助、自立的精神為動力,迅速生產自救,建設新村事業。新村運動的設想由此形成。恰好這一時期韓國水泥生產過剩,庫存積壓嚴重,于是政府決定利用水泥促進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新村運動由此發端。

以1979年樸正熙遇刺為界,新村運動可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71年-1979年,第二個時期從1980年開始,但結束時間沒有定論。

第一個時期是新村運動的黃金時期,主要成果都是在這一時期取得的。大體而言,新村運動的第一個時期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71—1973年,主要內容是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之所以選擇基礎設施,是因為基礎設施是后續發展的基礎,也更容易出成果,進而獲得農民的擁護,激發農民的參與熱情。

從1971年開始,韓國政府為3.5萬個農村免費提供水泥,每村335袋,平均每戶4袋,要求農民在農閑時期,開展政府擬定的20項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如拓寬村莊馬路,修繕房屋、廚房、廁所,改良水井,架設小型橋梁,修建公共澡堂等。

新村運動建設場景

第二年,政府根據第一年的建設情況調整政策,對于建設得比較好的村,再提供500袋水泥和1噸鋼筋作為獎勵,為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政府還將農村分為自立村、自助村、基礎村三個類型,政府物資只分配給自立村和自助村,最差的基礎村想要獲得援助,必須通過自身努力升級為自助村。總之,政府不養懶漢,也不幫助沒有進取心的巨嬰。

在這一過程中,當然會出現一些惡心現象,比如有些男人想把水泥賣了換酒喝,但這種行為遭到了婦女組織的強力反對,婦女們要求將水泥用于改造土灶臺,改善居住環境。

在新村運動中,韓國政府充分解放、組織、動員此前備受壓制的韓國農村婦女,讓她們積極參與到新村建設之中,相對男人而言,她們有著更強烈的改變命運的決心,在新村運動中發揮了不亞男人的作用。

通過一階段的努力,新村建設取得了初步成效,農民的生活環境得到了改善,積極性被調動了起來。

1977年婦女團體在推廣會上支持新村運動

第二個階段是1974年—1976年,新村運動的重點轉移到了農民增收上,這也是新村運動的重點。

農民增收的措施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支持農民進行農田水利建設,普及農業科學知識,推廣高產優質水稻;二是調整農業結構,發展經濟作物,山區發展牧業和林業,建設村辦企業,由政府提供政策、財政、以及技術支持;三是政府興建一些為新村運動服務的大型項目,如道路建設、土地開發、植樹造林等,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幫助農民增收。

第三個階段是1977—1979年,這一階段新村運動的效果已經充分顯現出來,需要充實和提高。這時的重點是發展畜牧業、特色農業以及農村工廠,同時積極推進農村金融業、保險業的發展。

通過近10年的努力,韓國農村的面貌煥然一新。

截止1978年,每村都修建了寬3.5米,長2~4公里的進村公路,村村通全部實現,1977年,韓國農村中茅草屋已不復存在,農民們幾乎都住上了瓦片和鐵皮屋頂的房屋,此外,村民們還自發修建了很多水庫和蓄水池,解決了自來水問題。

新村運動之前的茅草屋

村里通了汽車

1979年,韓國農村中煤油燈消失,全國98.7%的農戶用上了電(電力建設費用中,政府以長期貸款的名義承擔80%,電力公司出13%,農民承擔7%),電風扇、電燙頭和收音機已經普及,電視機正大規模下鄉。為了方便聯系,政府還為每村安裝了1部電話。

糧食生產方面,隨著高產水稻的推廣和科學種植技術的普及,從1972年到1977之間,韓國大米從3.34噸/公頃提升到了4.49噸/公頃,單產提高了近50%,1977年韓國水稻產量達到了4200萬石,首次實現了大米自給。據當時聯合國糧農組織對各國耕地生產率調查顯示,韓國農村每公頃平均產量達6164公斤,位居全球第一。

1967年,韓國農民家庭收入為12456韓元,到1976年,這一數字為96355韓元,增長近8倍,1979年,農民收入達到了城市工人收入的84.7%,這意味著此前的城鄉差別已經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生活富足的同時,新村運動中的精神文明建設也沒有落下。在鄉風文明建設中,韓國婦女起了主力軍作用。

70年代的韓國農村婦女

在創造潔凈環境的活動中,婦女們喊出了“創造潔凈環境,就是自己負責自己家鄉的環境”的口號,她們組織起來,進行環保宣傳和垃圾分類,比如禁止小孩亂扔泡泡糖和男人亂扔煙頭,堅決與破壞環境的現象作斗爭,將臟亂差的農村形象一掃而空。

搞生產建設的同時,農村婦女們還在閑暇時參與各種積極健康的活動,如家庭園藝、家庭時裝、唱歌、插花、幸福家庭管理,對于農村中的賭博等惡習,婦女組織則舉行焚燒撲克牌活動以示抗議,此外,婦女們還身體力行組織年老父母集體旅游、農忙季節集體互助做飯,改變婚喪嫁娶中的落后習俗。

總之,在建設整齊潔凈村莊、凈化社會風氣方面,韓國婦女充當了先鋒和主力軍作用,其自立、覺醒、識大體的特質,對新村運動的精神文明建設,功莫大焉。

從整體上看,新村運動極大地解放了韓國農民的思想、改變了農村的精神面貌。在此之前,農民的口頭禪是“我們不行”,在此之后則變成了“做就能成功”,勤勉、自助、協同的新村精神深入人心。國民自信心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新村運動

從上述內容中可以看出,韓國新村運動的措施似乎很簡單,但效果卻很不一般,二者之間似乎是弱相關的關系。

的確,振興鄉村的措施就是那些,如改善農村基礎設置,想方設法增加農民收入,支持農村企業發展,提升農民科學文化素質等等,絕大多數國家也是這么做的,但是只有極少數國家取得了立竿見影效的果,大部分國家搞了幾十年搞不出個所以然。為何?

農民都是差不多的農民,地都是差不多的地,不同是政府的態度、決心以及施政水平。

以政變上臺的樸正熙是一個政治強人,其18年的統治基本可以歸類于威權統治,政府幾乎主導了國家的一切,而樸正熙的領導風格正如軍人一樣,簡單直接,干脆果斷,高效務實,富有魄力。新村運動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離不開樸正熙政府自上而下強有力的推進。

樸正熙視察新村建設

巨額的財政投入是必須的,但如何激發農民的奮斗精神才是新村運動成敗的關鍵。

1972年3月,樸正熙頒布總統令,組成了由政府各部次官級及以上的官員組成的新村運動推進協議體系,之后全國自上而下直到村,都成立協議會,做為新村運動的指導機構。

純粹的官方機構顯然不足以調動農民的熱情,樸正熙認識到必須從農村選拔優秀的領導人,帶領農民參與到新村運動中來。1972年韓國政府設立了中央研修院,以及14所全國性培訓機構和10所道級(一種行政區劃)培訓機構,專門為新村運動培養帶頭人,帶頭人由村民推薦選舉產生,沒有報酬,只有精神獎勵和一些政策照顧。

早期,帶頭人的培訓課程包括五個科目:成功農民演講,小組討論,與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相關的問題,農作物生產技術,橋梁建造農舍翻新以及自來水供應等工程。從1973年開始,女性村莊帶頭人也開始參加培訓。這些參加培訓的帶頭人,結業后擔負起了勸導農民和以身作則的核心角色。

70年代在田間勞動的韓國婦女

在培訓過程中,樸正熙認為有必要讓社會上層了解并參加到新村運動中來,于是又開始動員政府高級官員、大學教授和知識分子以及工商大佬參加研修院的培訓,這些人不分職業、階層、年齡,一律與農村學員同吃同睡,從中了解農村情況,傾聽農民心聲,反思自身行為,并利用自身影響力支持農村興利除弊。

此外,政府還動員基層公務員下鄉參與勞動,組織教師和技術人員到農村,指導農民進行村莊規劃建設,修建房屋、橋梁、道路,為農民提供農業技術培訓等。對于優秀的村莊,政府還會提供30年的長期低息貸款,直接發放到戶。

除了政府組織之外,樸正熙還推動建立、完善了一系列新村運動民間組織,如農業科技推廣組織、農協組織、農村經濟研究組織、農村教育組織、農村婦女組織等,這些都是為新村運動服務的非政府組織,為農民發聲。其中,農協在新村運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它在組織農業生產,尋找農產品市場,參與制定農產品價格中,擁有巨大的發言權,能夠為分散的小農撐腰,千方百計維護農民的利益。

樸正熙視察鄉村

在村莊,各村紛紛修建了村民會館,用來召開各種會議,舉辦農業技術培訓班等活動,展示村莊的各種統計數據和發展藍圖。在這里,村民們能一清二楚地了解本村的情況,并發表自己對村莊建設的意見,民主決策,齊心協力,為村莊建設獻計出力。

新村運動是由韓國政府主導的,但政府并沒有越俎代庖,而是始終堅持以農民為建設主力,政府只是引導者和輔助者,注重激發農民的自主性。

在推動新村運動的過程中,政府非常注重方式方法,從小到大,由易到難,循序漸進,富有節奏感,先讓農嘗民到甜頭,調動農民的熱情,讓他們自愿參與到建設中來,不搞強迫和一刀切,村莊事務由全體村民充分討論,達成一致后再實施,還通過差別對待,給予發展好的村莊以獎勵,以鞭策發展差的村莊奮發努力。

當然,主導如此龐大的運動,必須建立一套嚴密完整的監督考核制度,否則運動很容易出現形式主義和表面工程。監督說難很難,說簡單也簡單,關鍵是敢不敢讓人監督。新聞媒體如實報道,農民表達渠道通暢,民間組織敢于發聲,總統時不時去農村視察(反正國家也不大),再加上內部監督制度發揮效力,基本能達到監督效果。

鄉村工程建設

任何事物事物都不可能完美,韓國新村運動也一樣,存在官員好大喜功,農民負債重,農藥化肥污染,未能擺脫小農經濟的困境等問題,但是相比其成就而言,這些問題是次要的。

隨著樸正熙被刺殺,加之新村運動提升空間變小,新村運動逐漸式微,全斗煥上臺后,新村運動進入了第二個時期,即國民自發運動階段,從之前的政府主導逐漸變成了民間主導,80年代末,新村運動基本結束。

新村運動是韓國自行摸索出的一條農村現代化之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從運動開展到現在,先后有100多個國家派人前往韓國學習、考察新村運動的經驗,但學成的寥寥無幾,由此可見,新村運動具有韓國特色,需要高水平的人靈活借鑒。

經過70年代的高速發展,韓國農村不再是韓國奔向現代化的沉重負擔,而是韓國崛起的堅實后盾。在新村運動全面鋪開之際,韓國開始從輕工業向重工業過渡,工農兩開花,共同支撐起了韓國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江湖地位。

80年代的韓國街頭

【參考資料】

金光熙:《試論新村運動——兼論新村運動的政治因素》

馬芳:《試論韓國新村運動》

李顯剛:《關于韓國新村運動的考察報告》

韓榮枰:《韓國的新村運動及其政府角色》

孫雪巖:《新村運動視野下的韓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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