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堂簡史:從史前到21世紀

      上了那么多年學,你究竟知道什么是“課堂”嗎?

      從本質上看,與其說課堂是一個與教學結構有關的空間概念,倒不如說是一個與教學結構有關的時間概念,即在某一個時段內產生了教與學的活動,而這種教學活動可以是顯性和有意的,也可以是隱性和無意的。

      那么,當把課堂這一概念放在更加廣闊的世界歷史中進行考察,我們又會看到一幅怎樣的圖景呢?

      今天,我們就來梳理一下“課堂”的歷史。

      绡悆娆у啝鑱旇禌 :史前的課堂:老年人的天下

      欧国联和欧洲杯 www.txkhb.com 美國教育家孟祿曾說,人類最初的教育起源于無意識的模仿。比如說,一個人看到另一個人頭上戴著花環,覺得很美,于是他也戴上了花環。過了幾天,這個人又看到一個人,那個人戴著用石頭和骨頭制成的項鏈,他覺得項鏈似乎更美,于是他也決定戴個項鏈。這個時候,他突然覺得,自己應該找一個最見多識廣的人,問問他該怎么打扮自己才算最美。

      那么,誰才是最見多識廣的人呢?

      很顯然,在那個沒有文字沒有竹簡沒有紙張更沒有印刷術的年代,最見多識廣的人肯定是老人。所以,老人成了最早的一批教師,而老人聚集的地方也成了最早的課堂。當然,學習內容可不僅僅是穿戴和打扮,更重要的是生產技術和生存技能。

      隨著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越來越強,老人的待遇也越來越好,出現了專門的養老院。老人在那里頤養天年,順便教導后輩。如我國的《禮記》中就記載道:

      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

      除了發揮發揮余熱,老年人大把時間用在了混吃等死上。吃飽喝足之后,他們就開始思考一些奇怪而深刻的問題,諸如太陽為何有東升西落,季節為何分春夏秋冬,活著的人究竟被什么力量支配,死去的人到底又去了哪里。

      于是,神學和宗教出現,老人們鳥槍換炮,成了第一批巫師和祭司。

      宗教的出現催生了一系列新的職業需要,如指導祭祀需要司儀人才,創作祭文需要書寫人才,研究占星術需要幾何人才,管理廟產需要數學人才。所以,老人們又在神廟或宗廟附近辦起了培訓機構,以滿足上述職業需要。

      蘇美爾人在公元前2100年甚至更早就出現了專門培養書吏的“泥板書舍”,那時候的課堂上,教師用泥板授課,學生用泥板寫作業,泥板成為傳承知識的重要載體;能夠接受教育的人不是貴族后代就是僧侶后代,人數極少,故可以因材施教,個性施教。

      同一時期,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國等地也先后出現了類似的學校。

      軸心時代:隨時隨地都是課堂

      出現于公元前500年前后的軸心時代,徹底改變了教育為貴族所壟斷的局面。曾經的貴族們雖已失去往日榮光,但仍足以維持一個有閑階層的必要消費。百無聊賴的他們無事可做,整日在街上閑逛,唯一可資炫耀的就是滿肚子的知識,所以他們便開始聚眾講學。在軸心時代,課堂的生成無固定時間地點,師生之間話題亦包羅萬象,還時常因觀點各異而陷入激烈的爭論,完全不同于現代的課堂。

      公元前492年的一天,孔子周游列國,途經宋國,在一棵大樹下席地而坐,邊休息邊與隨行弟子們深入探討“禮”的問題。這時,宋國司馬桓魋帶人把那棵大樹砍倒以示恐嚇和威脅。弟子催老師快些逃命,沒想到孔老師卻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起身離開,一邊走還一邊曰: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大致意思是說,上天已經將傳承道德的使命托付給我,你個桓魋還能拿我怎么著?

      可見,那時候的孔子,可以隨時隨地展開他的授課,甚至是在樹蔭下。

      事實上這并不奇怪,相傳孔子就曾在杏林中與弟子漫步,交流彼此所思所感。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家們從來不會站在與世隔絕的課堂里傳道授業解惑,輕松、親和、自然、開放的師生關系成為當時教育界的時尚。在有據可查的歷史記載中,孔子是最早創辦私學的教育家??鬃擁乃窖б蠆氖┙?,有教無類,一問一答之間,真理簡單而樸素。

      孔子一生堅持“述而不作”,雖有弟子三千,卻從未在生前留下過任何公開的書面著述。不過,他的弟子在他死后,還是留下了老師的課堂實錄,這就是《論語》?!堵塾鎩肺锫繼?,每段實錄僅有寥寥數語,絲毫看不出講授過程中的邏輯結構。一方面,這或許和東方人的思維習慣有關,另一方面,當時中國人普遍使用昂貴且笨重的竹簡進行記錄,而一片竹簡最多只能寫下約140個字符,這不僅嚴重影響了著述的質量,還使得知識的傳播異常艱難。

      相比之下,與孔子幾乎同時代的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就顯得異常幸運了。

      蘇格拉底同樣“述而不作”,但紙草的盛行有助于他的弟子柏拉圖將老師的講授完整地記錄下來。正因為如此,后人才能有幸見到蘇格拉底在運用“產婆術”時嚴密的邏輯推理。與孔子相比,蘇格拉底更擅長對學生施以啟發誘導,激發其自身的主動性。他認為,人其實自身已經孕育著知識,教師該做的就是如助產婆一樣,啟發學生自己獲得知識,發現真理。

      柏拉圖延續了其師蘇格拉底的思路,倡導更加民主化的師生關系,這一特點在他所創辦的學園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公元前387年,柏拉圖在雅典創辦學園。學園依托于一座烈士紀念公園,林木茂密,曲徑通幽。平日里師生之間就感興趣的問題展開廣泛的交談和論辯,他們或躺或臥,或站或坐,不拘一格,偌大的課堂更像是一個沙龍或俱樂部。作為教師,柏拉圖在其中發揮著推動、鼓勵、評論和引導作用,學園永遠不是以他為中心的一言堂。

      在這種高度民主化的課堂氛圍的熏陶下,也難怪柏拉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會說:“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筆馨乩加跋?,他后來創辦了呂克昂學園。呂克昂學園里遍布林蔭路,亞里士多德和他的弟子們在林蔭路上邊走邊聊,所以他的學派又稱“逍遙學派”。

      帝國時代:古羅馬與中國的課堂

      相比于古希臘,古羅馬在文化上是個單調的時代,建樹乏善可陳。但在政治上,古羅馬確實做出了很大貢獻。諸如官僚機構、地方管理、權力制衡、法律體系等方面,古羅馬的思路幾乎成了后世的典范。畢竟直到古羅馬時期,歐洲人才第一次感受到版圖龐大給他們帶來的困擾,所以必須盡力謀求統治方式的高效。

      在教育領域,羅馬人亦竭力強調效率的重要性。于是我們看到,古羅馬的圓形廣場十分適合巨大數量的公眾聆聽演講。雄辯家站在廣場中央,通過自己飽含感染力的演講,向環繞四周的聽眾發出自己洪亮的聲音。為了聽眾聽講方便,斗獸場的設計故意將演講者的位置放低,而把聽眾的位置抬高,而階梯狀的設計又考慮到了視線的通透性。這一切的考慮都是為聽眾而設計,體現了以聽眾為本的需求。

      圓形廣場的結構,成為西方階梯教室的雛形,教師在這種師生關系中更多是在為學生服務,故毫無仰視之感。同時,身份特質也促使教師的教學行為開始具有表演性質,如情緒的渲染、語言的表達、肢體動作的配合等,這些都將逐漸成為評價教師教學活動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

      與此同時,在亞歐大陸的東端,漢武帝獨尊儒術,并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以儒學為核心的教育體系。在這種體制下,文化、思想和哲學領域的創新顯得愈加困難,課堂教學和師生關系也開始失去活力。

      但在南宋前后,中央集權對學術思想的鉗制開始有所放松,活字印刷術的普及使得知識的傳承更加快捷高效,紙質書大量出現,藏書的行為逐漸成為時尚。在此基礎上,朱熹等新儒家學者將圖書館與報告廳相結合,形成了書院。書院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春秋戰國時期的爭鳴之風,給沉寂許久的中國思想界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這一時期,不同流派的學者常常坐在一起,針對某項具體命題進行討論和辯論。

      公元1167年,朱熹赴岳麓書院講學交流,并同張栻就《中庸》中的若干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據說當時的辯論現場盛況空前,各地學子紛紛趕來聽講,書院內外被圍得水泄不通,飲馬池的水很快就被馬喝光了。

      1175年,又是朱熹,這次他在江西鵝湖寺與陸九淵展開辯論,雙方激烈交鋒了整整三天,最終平分秋色,史稱“鵝湖之會”。但這次激烈的學術辯論會并未影響朱陸雙方的私人交誼,五年后陸九淵回訪朱熹的白鹿洞書院,并為書院師生做了講座。

      但是,書院同時也強化了新儒學所倡導的等級化更分明的師生關系。在課堂之上,教師的背后就是不容侵犯的孔子像,教師正襟危坐,其權威就如同孔子像一般神圣不可侵犯。教師的角色甚至被放置在以皇權為核心的權力體系的縮影中,即教師就是課堂中的皇帝,而學生只能是課堂中的臣子。

      黑暗中的火種:中世紀大學與班級授課制

      朱熹去世二十五年后,托馬斯·阿奎那出生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

      作為中世紀最偉大的神學家和哲學家,托馬斯·阿奎那在巴黎大學的求學經歷令他受益頗多。中世紀大學的出現雖與教會的影響密不可分,但根本動力還是由市民和商人階層策動的地方化和世俗化趨勢。與此同時,十字軍東征致使宗教教師嚴重缺乏,日漸頻繁的工商業活動刺激了人口流動并由此產生對各類知識迫切需要,而造紙和印刷術的傳入又促進了知識普及和文化下移,這一切都使得大學在歐洲生根發芽。

      與兩宋書院類似,中世紀大學往往也是由知名學者的講學所發起,如格拉田于12世紀初在波倫亞大學對寺院法的研究,神學家阿伯拉爾于1108—1139年在巴黎大學的講學等。在中世紀大學中,學生模仿手工業行會和同鄉會的樣子把自己組織起來,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沒有絕對權威,課堂取消了等級,各學派之間可自由爭論,學生如對任課教師不滿,可自行罷課或辭退教師。

      在中世紀大學的課堂,自由思想的火種一直被延續,許多學生由此與羅馬天主教廷分道揚鑣。

      在這些學生中,馬丁·路德在課堂的發展進程中意義尤為重大。他推動宗教改革,提出因信稱義,并主張人人都可對《圣經》做出解釋,由此引發了普通信眾閱讀《圣經》的熱潮。為適應牧師講經和信眾讀經的新需要,新教教堂剝奪了祭壇在教堂內部空間設置中的核心地位,突出為牧師講道而設置的講壇,并布置更多配有長凳和桌子的坐席,以期能夠容納更多前來聽講的信眾。

      于是,古羅馬圓形廣場的階梯結構配合新教教堂的空間設置,最終形成了我們今天熟知的階梯教室。

      階梯教室更適合自由和自主的高等教育,但對于心智尚不成熟的孩子來說,他們需要更有秩序和效率的課堂。1632年,捷克兄弟會牧師夸美紐斯順應這一需要,在他的著作《大教學論》中提出了班級授課制的構想。班級授課制以教師為中心,通過對教學活動的設計,對更大規模的學生開展系統性和連續性的知識灌輸,大幅提高了教學效率。

      工業革命:流水線式的課堂

      本來,班級授課制的出現僅僅是為了更快普及初等教育,可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班級授課制統治下的課堂迅速實現了從教堂屬性向工廠屬性的轉型。鈴聲對時間的分割,教師對學生的監視,教學目標的矢志不移,教學計劃的嚴整有序,這一切無不帶著工業社會冷冰冰的標準化氣息??翁彌沼讜獨肓稅乩際降奶鐫澳糧?,開啟了一個上緊發條的時代。

      班級授課制經由赫爾巴特的發展,逐漸形成了課堂中心、教材中心和教師中心的基本框架,很快席卷近代世界的課堂。

      1862年,剛剛開啟洋務運動的大清朝創辦了京師同文館。這是一所專門培養外交和翻譯人員的近代化學校,也正是在這里,中國首次試行了班級授課制。

      不過,中國的教育活動仍存在于相當小眾化和精英化的官學體系和私塾體系之中。對于廣大平民,能在私塾里識些字,就已很難得。我們也無法在課堂上看到朱熹時代的激烈論辯,取而代之的是朱熹給出的標準答案和由朱熹開始逐漸形成的等級化的師生關系。即便在一些標榜新學的課堂,這種小眾化和精英化的授課模式以及等級化的師生關系依然是主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康有為創辦的萬木草堂。

      直到清政府于1903年頒布《奏定學堂章程》,班級授課制才逐漸在全國普遍推廣開來。

      但班級授課制的演變還沒有結束,這一次接棒的不再是典型意義上的歐美人,而是前蘇聯治下的俄羅斯人。

      進入20世紀,廢墟上建立起來的蘇維埃政權為迅速實現工業化,故急需一大批“螺絲釘”式嚴守紀律、聽黨指揮的社會主義建設者,于是,蘇聯教育家凱洛夫對班級授課制進行了改造,使之高度集權化和程序化,形成了蘇式課堂。由此,課堂成了毫無意義的標準化流水線,既無法適應個性化發展的需要,又很難塑造充滿活力的國民性格和精神。

      蘇式課堂在1949年后被完全照搬到中國,與應試教育相結合,其影響深入骨髓,揮之不去。

      后工業時代:反思與回歸

      工業文明的惡果引發了教育界的反思,由此出現了杜威的進步主義教育理念和赫欽斯的永恒主義教育理念。

      杜威主張教育應回到生活和社會,在他的設想下,課堂應該盡最大可能去還原生活和生產之中的實際需要,并將學生置于中心地位,讓學生從活動中獲得經驗。杜威的課堂最終催生了學科教室、走班制、實習制度以及職業教育。

      赫欽斯主張教育應回到人文經典,回到中世紀,回到古希臘,課堂不應迎合最直接的社會需要,而應盡可能淡化學科和專業界限,培養“百科全書”式的通識人才。赫欽斯的課堂成為精英教育復蘇的沃土,形成了以小班教學為特點的通識教育。

      從史前到21世紀,面對數千年來“課堂”演變的歷史,我們站在時代的轉折點上,不禁要問:未來,課堂將走向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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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七中舉行教學“開放日”活動來源:市十七中 王芳意 發布時間:2018-12-13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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